郭树清：关于1998年宏观管理和改革的讨论

编者按

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稳中有进，但也受到需求不足的困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随之也出现市场疲软，企业经营困难。为扭转“负向螺旋”，国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发行特别国债，夯实四大银行资本金；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带动相关消费和投资大幅增长。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民经济获得持久的强劲动力。时势变迁，今非昔比。时下，有关部门和学界业界正在研究新的增量政策。温故可以知新，鉴于此，本文选择了郭树清同志当年参加讨论的三篇文章（过去均已公开发表）供大家参考。

改善经济循环，保持快速增长

宏观政策方针应当是在改善国民经济循环（减少库存积压）的前提下，保持快速增长。必须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二是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已经明确了一些政策取向，应当进一步系统化，增加投资应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而非一般工业，教育、科技、文化、住房都需要增加投入和供给。

（郭树清 1997年12月9日）

关于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现在议论很多。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人民币汇价相对周边国家上升、下岗职工多会影响社会稳定、外资进入的势头不振、企业经营更加困难，等等。我认为，对此必须统筹考虑对策，但是也不必把形势看得过分严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抓住要害，采取一致的而非互相矛盾的政策措施。

我们面临的问题与东南亚和韩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太低而不是过高；国际收支顺差太大而不是存在赤字；财政能力太弱而不是公共支出太多。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导致了循环不畅，新增社会库存连续数年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速度很高，但效益却很不理想。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必须靠加快改革来转变机制，这绝不是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取代的。但是宏观政策可以创造更有利于改革的环境，有责任在转轨时期实现和保持一个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格局。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完全抓住发展的机遇，而且还有可能使各方面的日子都十分困难。如果经济发展是强劲的，那么就业机会就自然会增加，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下岗分流就不会出大问题；外商看到的投资机会也会增多，外资流入就会恢复原有的势头（问题的要害绝不在于对外资的特殊优惠）。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明年的宏观政策方针应当是在改善国民经济循环（减少库存积压）的前提下，保持快速增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二是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些政策取向，应当进一步系统化。

首先，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实施人民币贬值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比，仍然低估严重，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和服务价格总体上还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在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情况下要使人民币贬值，违背市场常理，中央银行必须不计后果地更多地买入外汇。而且，人民币贬值会对港币形成巨大压力。

其次，鼓励进口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有助于减少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这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积极办法，同时更有助于增强我国的产业实力和提高今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扩大进口的前提条件是扩大国内投资。我们不可能鼓励进口消费品，关于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政策也不必有大的调整，因此只能鼓励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这就必须显著地增加投资，否则增加进口的愿望就多半会落空。当然，为防止出现一哄而起，鼓励投资应谨慎操作。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超过了GDP的增长，根据是今年1月-10月统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4%。如若这样，我们就必然有较明显的贸易逆差，因为GDP不够使用了。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形式逻辑问题，消费总额不等于消费品零售总额，前者与后者相比，一年要多出2万亿元左右。因为消费总额包括以下几项：1.居民商品性消费（等于消费品零售总额口径）；2.居民服务性消费（如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等）；3.农民自给性产品消费；4.社会消费（政府和多种机构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因此，1996年的消费总额是40155亿元，而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只有24614亿元。今年的情况则是第2、第3和第4三项消费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增速，而且有不少迹象表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字也有高估的可能（目前各商场和集市都以销售额评等定级就是一个原因）。总的消费增长趋缓，总储蓄率势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增加更多的出口，就必须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否则就只有增加更多存货。这些因素是相互并列，相互影响的，同时观察这些因素，就不大可能得出互相排斥的结论。我们还必须警惕通货膨胀反弹，但是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证明，现阶段物价上涨与结构不平衡关系密切，与投资规模关系并不如过去那么直接。

增加投资首先是基础设施而非一般工业。尽管存在着类似广东机场布局过密的不合理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我认为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分超前的问题。设计能力留有余地是基本的也是合理的要求。例如公路的交通流量总是在通车后若干年才达到饱和，然后还会不断上升。中国台湾上世纪70年代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受到社会激烈批评，有人甚至说这是当官的为了自己坐车兜风方便，因为当时台湾的汽车还很不普及。随后人们则逐渐认识到这条公路是“台湾经济起飞的跑道”。对于机场的建设规划，国外一般要求要有30年-50年的提前量。而我们总是在不断翻修、扩建，算总账并不划算。首都机场新候机楼规模宏伟，然而设计流量是按2005年考虑的，就是说1999年投入使用后六年就达到饱和。目前的首都机场拥挤状况令人十分难堪，国际航班出港仅边检就需排队40分钟-60分钟。基础设施的回报问题要认真研究和探索，需要有分行业分项目的具体运营、管理模式，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其自负盈亏的能力是不断提高的，包括城市公共交通也有可能做到商业性经营。即使目前来看没有把握盈利的项目，从长期看其增值前景也是乐观的，完全不同于工业项目的重复投资和积压品生产，因为后者是无经济效益的。电力、铁路、公路、邮电等工交部门都是资产规模大，增值幅度高的行业。这已为近几年的普查和评估所证实。城市供水、供电、道路、地铁都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除基础设施以外，增加投资还要多鼓励高新技术行业发展，鼓励农业开发，在这些方面可以研究一套优惠政策。

特别需要增加投入的还有教育和科技。亚洲各国目前竞争力不强，据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方面还不如美国和欧洲。我国更差一些。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把工业化与经济的信息化或知识化结合起来。这是理想的道路，也是唯一的生路。近两年我去过几所国内著名的高校，发现这些学校的面貌变化很少，许多地方破破烂烂，有些教学楼的条件比20年前甚至30年前还不如。这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相比相差很大，与社会上饭馆、酒店和卡拉OK厅等设施的发展相比更有两个世界之感。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投入科技、教育的绝对价值量攀比，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足够的资源引导到教育和科技上来，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国家必须增加必要的投入，为此多发一些国债也是绝对合算的。同时还要提倡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教育和科技的各种形式投入。国外许多大学的经费主要靠捐赠和赞助，国家可以免税优惠；有关的企业和社会机构实际上也有自己的收益，或委托培养了人才，或宣传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此外，个人和家庭在非义务教育上的支出也有很大潜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纯均副院长告诉我，今年全国有50多家大学招收工商管理硕士，学费一般要2万多元，但是报名的人有23000多人，实际招生数额只有3000多人。显然学校提供的就学机会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教育相似的还有文化，同样供不应求，同样可以成为巨大的产业，都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前几天在参加小林实经济研究基金颁奖活动上，遇到吴敬琏等教授，大家无不有同样感受，亟盼政策能有建树。住房之成为新的增长点，卡在现行的住房制度上，无疑也应在明年有大的作为。这些都是当前迫切需要的结构调整。

上述各项投资增加能否如期实现的关键是筹资问题。计划、金融、财政等方面都需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放宽基础产业的进入限制，鼓励国内外各种资金投入；其次允许和鼓励商业银行提高其固定资产贷款的比重，特别是有市场前景的基础性项目的贷款比重，虽然期限长一些，但风险其实比较小；加大地方企业债的发行规模，鼓励基础产业项目从证券市场筹资；适当加大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最后增发一点国债专项用于科技和教育。对此应进行必要的宣传和解释，各国为平衡经济都曾发债以促进各种非盈利社会事业的发展，我国国债余额只占GDP的7%，欧美国家平均都在60%以上。外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债务过度可能产生的负作用，他们绝不是比我们愚蠢得多的一群傻瓜。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猜想，也总是存在着比欠债更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才选择了发债。总之，在落实了人民币资金的来源之后，扩大投资和增加进口才是可能的。

本文是作者讨论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通信，后收入作者《1996-1998的经济和政策》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关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建议

上半年内需增长不够理想，当务之急要进一步促进消费和投资。消费仍有很大潜力，教育、旅游、文体和住房等许多领域的服务性项目可以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应更多关注效益，兼顾时效性和永久性，既能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有效需求，又能从长远上根本上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郭树清 1998年6月27日）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表明，宏观政策的取向完全正确，但是内需增长仍不够理想。当务之急还是启动投资和消费，否则8%就保证不了。我们不是为了速度而追求速度，因此要特别注意短期与长远的关系，切实改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率。

消费绝非没有潜力。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盯着实物性消费。食品、衣着、家用电器等等方面出现突然的消费热潮是毫无可能的。许多服务性项目却可以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方面并没有形成充分供给。从1989年到1997年，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没有变化（都是32%），本身就值得我们反省。这些领域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深受社会各界关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居民自己愿意花钱支出的部门，能够对其他各行业形成巨大持久的带动效应。而且更现实的是，这些行业本身都创造国民生产总值，这个道理至今有许多同志不认识。

首先是教育及其相关行业。据估计去年我国教育行业直接创造增加值约2000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是最大的服务业之一。但是，目前的教育与满足群众要求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如果我们能从现在起立即采取措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扩大夏秋季招生规模，则教育及其相关行业就可额外使GDP增长0.3个-0.5个百分点。这样说是有足够依据的。1997年各级在校学生共2.13亿，比1978年还少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24%，比1978年低了将近5个百分点（当时为22.18%）。毫无疑问，20年前的教育结构很不合理，质量更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是当时教育产业的总体规模是较为合适的。从那时开始，教育规模发生了十多年的收缩，1990年各级在校学生数不足1.76亿，占人口比重最低时为15.17%。从1992年之后，教育事业重新开始恢复发展，在校学生数在最近五年里，平均每年增加700多万人。尽管如此，许多人要上大学还是困难重重，初中毕业后升高中也不容易。像北京这样教育最发达的城市，每年上不了大学的高中生占一半左右，还有上万的初中毕业生无学可上，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却因为生源问题在调整合并。建议从现在起，放开招生规模控制，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更应主要由学校确定计划，允许高中以上学校在一定限度内合理调整收费标准，并且由各地自己研究对困难学生的减免补办法，扩大奖学金贷学金覆盖范围。采取这些措施后，新入学人数和家庭自费支出的比例都会有较大提高，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都会高兴。政府不必担心会产生新的产品积压和新的不良资产，也不必担心学生多了教育质量就会下降、国家负担就会加重，更不必担心文化水平高了人们就业会更加困难。

其次，旅游业也是短期内可以有较大增长的行业。1997年旅游总收入比上年增长35%，显然是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之一。各级政府应当更积极地引导和促进旅游的发展，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切实保护旅游者的权益。目前看来还应特别注意改善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交通、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条件和设施。

第三，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费可以达到十分可观的水平。这也是未来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重要领域。事实上文化和体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意料。现在销售最好的是书籍和体育健身用品，一些报纸的收入规模成几何级数扩张，出版社很少有亏损。影视和音像的市场潜力更大。应当更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文体事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各地应多举办一些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经费不足，可以通过适当扩大彩票发行的办法来解决。繁荣文化事业还会从精神上鼓励人们努力向上，改变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萧条和紧张气氛，刺激其他消费需求，从整体上说也有助于缓解下岗再就业压力。

最后，还有住房消费。增加内需，住房被寄予最大希望，确实也有这个可能。但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心。房改由各地分散决策是非常恰当的，但是不提租就达不到增加消费的目的，因为住房行业的增加值就是租金，而且提租没有力度售房就难以走上健康轨道。通货膨胀时我们不敢提租，通货收缩时应是提租的好时机。用于建房修房的支出，都可逐步转为工资性补贴，而且现在的职工收入支出中住房比重就低得很。至于买房给补贴则可以用存量公房出售收入来实现。可能的问题无非是提租后有一部分低收入者承受不起 ，这可以有减有免或发补助，一应由地方政府自己筹划。即使提租收回100元钱，发补助又拿出去50元钱甚至80元钱，都是完全划算的。关键是各城市自己完全负责，按市场经济要求做到公正和公平。此外，许多地方同志反映，取得住房抵押贷款还是太复杂太困难，这方面需要尽快有根本改善。

关于增加投资，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下半年会逐步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投资的效益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国家近期进一步增加基础性投资，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时效性，项目属于能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有效需求的；二是永久性，项目能从长远上根本上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可有可无或盲目重复。这第二个因素相比而言更加重要。除已确定的粮仓、电网、住房和植树造林等项目之外，下半年增加投资还可考虑以下方面：（1）全国每县可建设50公里-100公里水泥或柏油路面的县级公路；（2）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解决义务教育校舍不足或使用危房问题，凡是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申请建“希望小学”的村庄，一律予以满足；（3）全国整修各种水库、引水渠。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可很快开工且在年内完工，不涉及太复杂的设计准备，而且可就地取材，广泛带动经济。关键是要严格监督审查，及时惩处虚报浮夸和可能的腐败现象。

上述公益性投资非常必要，都是迟早要办而且迟办不如早办的事情，为此增发一点国债能够为人大、政协和干部群众所理解，这与乱花钱和呆坏账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另外一些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城市供水、供电、煤气、地铁、轻轨、垃圾处理等等，则可以考虑由地方提出建议由中央财政代为其发债筹资，或由中央批准发行项目投资债券或地方企业债券。采用后一种办法也有其促进债务约束和企业机制转换的好处。道理在于，如果因为担心它到期还不了而改企业债为国债，那就更进一步助长了各方面的大锅饭倾向。需要让我们的项目和企业去更多地面对投资者借贷者的压力，同样也需要让投资者和借贷者更多地在风险和收益平衡中自己做出决策并承担风险。在此过程中，政府和银行担保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地铁、轻轨等大项目）应尽快取消层层审批做法，由地方自己决策和负责。

越是增加投资，越需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是从根本上提高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途径。铁路、公路、电信、电力等等基础设施领域，是相当长时期内投资发展的优先领域，然而也都是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和“大锅饭”问题十分严重的领域，那么多钱按老办法投进去，是否能做到合理、高效，确实是令人怀疑的。与此同时，也需要有关宏观调控部门抓紧研究修订若干重要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减少可能的失误和浪费。

本文是作者于1998年就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出的对策建议，后收入作者《1996-1998的经济和政策》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改善国民经济循环，需要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启动投资需要更大范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消费要更符合城乡居民消费意愿。加快推进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把发展消费信贷看作银行业务的革命。通过电力、交通、电信、旅游、文化等改革，切实增加相关领域消费。解决经济循环不畅要有中长期对策，尽早实施城市化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郭树清 1999年5月26日）

从各种有关宏观经济的信息来看，目前通货紧缩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物价继续走低，需求增势不强，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状况尚无根本好转。贯彻投资消费双启动方针，可能需要有新的举措。

启动社会投资首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潜力之大难以计算。以贵州为例，全省76个县城（或市、区）全部供水不足；燃气普及率只有38%；绝大多数县城没有像样的下水道；迫切需要改造和新建的城镇道路至少有200多公里；绝大部分的垃圾和污水未经处理。全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欠账都十分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发达地区，所需的投资规模越大。因为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筹集。资本金比率要求较高，建设和回收周期较长，银行顾虑较多，各级地方政府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较少，使得许多该上的项目上不了。然而，从性质上来看，这些项目（包括地铁、轻轨及城镇道路等）都是可以通过将来的经营或土地批租来偿还投资的。关键是要从一开始起就真正建立作为项目投资主体的法人的约束机制和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此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或有关企业发一部分债，筹措的资金以资本金形式投入这类项目，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唯一的问题是筹资成本可能较高。因此，由国家统一发债或担保，然后再由地方转借，财政逐级担保，最后由项目本身负责偿还，效果可能更好，而且特别有利于中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去年的财政发债转贷，具体形式还可再做调整，但总的来说，可以不列入中央财政为弥补赤字的国债，因其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建设债。解决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的同时，还应鼓励银行加快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转变，按期限而不是按用途划分贷款，以评估企业为主而不是以评估项目为主，建立起正确的风险观念（固定资产贷款并不必然比流动资金贷款风险大）。

铁路和收费公路应该继续加大投资规模。可能需要注意的是，选线要进一步体现市场导向，有较充分的长远流量分析，而且要提高等级标准，适应未来的快速、重载要求。应提倡铁路进入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参与竞争，改造废弃老线或建设高架铁路，开设快速城郊火车，都可以大有作为，许多国际大都市都莫不如此。铁路和收费公路的资金来源应以企业化市场化的筹措方式为主，政府在金融政策上给予适当支持。少数运量预计增长较为缓慢的铁路和非收费公路（县乡公路）应多安排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民航应以扩大周转中心能力和增加支线机场数量为重点，这方面仍然有极大的潜在需求。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飞速成长，拥有丰富自然和人文生态资源的偏僻地区，建起机场可以带来巨大的整体效益。贵州南部三个自治州都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和甚为奇特的民族文化，由于距离贵阳均在200公里以上，且都是山路，各地旅游者望而叹息，有钱的人往往没有许多时间。在这些地方建一个支线机场，造价仅相当于修十几公里高级公路，无疑是划算的。更有说服力的是，去年全国民航亏损严重，但是支线机场网络颇具规模的云南情况就好得多。当然，支线机场布局应该而且可以打破行政区划，如贵州的旅游胜地赤水和草海分别距泸州和昭通在100公里左右，只要双方协调各自修路，就可以充分利用四川和云南在两地已建的机场，而不必自己再去布点。

电力建设仍然应当成为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除城乡电网改造之外，条件具备的水电站和大型火电厂均应尽快开工。目前的电力市场疲软是暂时的，是体制和政策因素造成的虚假现象。因为按照国际上正常的比例关系，达到目前我们所实现的生活水平，人均用电至少需要再增长1.5倍，与此同时居民直接用煤的数量应大大降低。如果人均用电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那我们的发电能力要扩大10倍。可见电力的潜在市场和可能的投资规模多么巨大。唯一的前提条件是，电力的管理和投资体制要加快改革，否则电力工业就会不断受到循环不畅的困扰。

其他方面的投资，包括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也有极大的容量。例如与旅游、保健、教育、文化、环保等相关的产业和产品，远没有从品种、质量和数量上都满足社会需要。但是存在着一些妨碍增加投资的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一是要改变宏观环境及预期；二是立即着手建立风险投资和担保机制，并为那些需要支持且具备自我约束能力的非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服务；三是加快银行改革，使银行对提供这类贷款有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启动消费的政策也可以收到很大成效。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符合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倾向。说到底也是遵循客观规律。例如，所谓开拓农村市场，已经议论多年，在许多人的概念里，仍旧是“工业品下乡”，似乎就是把城里没人买的产品或已经饱和的产品拉到农村去。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踊跃购买这些东西。根据我对农村的理解，假定一户农民有3000元存款，现在使用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那么他动用这笔钱去更新一台彩电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除了生产资料之外，他的消费排序也不会把家用电器放在优先位置。但是，如果他的孩子考入了中专或大学，他不仅会动用存款，而且甚至还会找亲友去借钱。遗憾的是他的孩子很难有这种机会。除子女教育外，农民消费的重点是住房和婚丧嫁娶活动，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如果能找到一个非农产业的工作，甚至可以移居城镇，那么绝大多数农民也会不惜动用自己的积蓄。同样道理，在现有条件下，城镇居民消费也需要具体分析，不少事实证明与我们许多人的想象相去甚远。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一步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分步做，但舆论导向不能变。去年准备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本来并不是完全强制的，而且充分照顾了既得利益，至少可以提倡让各地自己去探索。深化住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存量住房资产（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巨大地租收益）的价值分配。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要么不敢放开上市，要么就会造成职工之间莫名的财富悬殊。城市越大，级差地租越多，问题就越严重。第三，使消费信贷成为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这本身就不亚于一场革命。第四，进一步加大电力、交通、电信、旅游、文化等部门的改革力度，可以迅速增加这些领域的消费。

教育方面的消费仍然有着极大潜力。今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之后，还没能满足需求，数量更大的普通高中的扩招也势在必行。非义务教育在短期内如此扩张，必然会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拖延。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必须进一步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必须进一步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必须建立起保证受教育机会公平的机制。要逐步提高非义务教育的收费水平，消除收费与学生考试成绩挂钩的不公平现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一定要有配套的减免补政策，使30%左右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优惠资助。这样做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因为凡是公办的学校，国家都有固定的经费支持。从理论上说国家拨款可以全部作为家庭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实际操作就是核定减免这些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学费。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政府应当从财税政策等多方面鼓励各种对教育的投资，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或接受社会捐赠来解决办学资金。教育改革和结构调整还应当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相结合，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通过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不仅可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增加就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面临的经济循环不畅问题主要地并不是由于短期因素造成的，因而必须有中长期的对策和手段。除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和一体化，必须把全面实施城市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早地提上日程。

本文是作者讨论1999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通信，后收入作者《在过剩和贫穷之间》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